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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新傳統與非物質文明遺產研討
作者：麻國慶、朱偉
來源：原載于 《開放時代》2014年第6期
時間：甲午年十月初三
西歷2014年11月24日
【內容撮要】20世紀以來，在中國依托反動化與國家化的歷史而建構起來的“社會主義新傳統”，推動了平易近間文明在反動、社會運動語境下的改革、重構與復興。進進21世紀，國家從文明行政來推動非物質文明遺產保護與傳承，既為隱躲在鄉野邊陲的各種風俗供給了符合法規化保存的契機，也為國家化、反動化的文明情勢供給了追根溯源的來由。筆者試圖將社會主義新傳統與非物質文明遺產納進統一研討框架中，探討平易近間文明是若何被反動和國家話語所解構、重建，進而構成社會主義語境下的新文明傳統，并以“非物質文明遺產”這一成分進進國家話語體系。同時，通過非物質文私密空間明遺產與新傳統在話語體系上的結合，以及由外而內、自上而下的文明實踐，系統呈現出意識形態、文明行政對社會文明的重塑過程。
【關鍵詞】社會主義新傳統 非物質文明遺產 意識形態 國家化 文明重構
Abstract： In China， the “new socialist tradition” constructed in the scaffold of revolutionary and national history has given a spur to the reform, reconstruction and revival of folk culture in the rhetoric context of revolu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arried out by the state has helped brought back to life and legality the various customs in countryside， which has in turn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to trace its own origin. The authors put the new socialist tradition and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same analytic framework and 私密空間try to find out how folk culture is reconstructed into a new cultural form， and how the new cultural form becomes par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rela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o the new tradition of socialist， the authors hope to demonstrate how ideology reshapes social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wide cultural practices.
Keywords：new socialist tradi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deology， nationalization，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傳統上，文明人類學側重于“無意識的文明傳承”的研討。20世紀50年月，american人類學家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指出，“一個社會要想從以往的文明中完整束縛出來是最基礎不成想象的，離開文明傳統的基礎而求變、求新，其結果必定招致掉敗”。①在這里，他強調傳統自己的內在聚協力和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基礎性感化，但對傳統自己動態性的轉變，并沒有給出更多的解釋和討論。之后的人類學研討，圍繞著傳統的變與不變、以不變應萬變的動態變化，進行了深刻的探討。明天，分歧國家、地區和平易近族的文明“無意識地傳承”之傳統，經常由來自國家和平易近間的氣力進行著“有興趣識地創造”。
對于“傳統”的延續、復興和創造以及文明的生產之研討，是人類學及相關社會科學一個主要的領域。社會人類學對于“傳統”的復興和創造這一社會文明現象進行掌握，更為關注和過往緊密相連的動態的變化過程中所創造出來的“集團的記憶”。非物質文明遺產是平易近族集體記憶的集中表現，同樣保護非物質文明遺產也是記錄平易近族集體記憶的一個非常主要的手腕。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am）關于在“國平易近”文明的創造過程中“我們的歷史和文明”在這一過程所發揮的效能和飾演的腳色之剖析以及對于傳統的復興和創造的再評價，②無疑對我們的剖析有著直接的參考意義。“被發明的傳統”“試圖通過重復來灌輸必定的價值和行為規范，並且必定暗含與過往的連續性”。③而“新傳統能夠被輕而易舉地移植到舊傳統上”。④在歷史學對于巨大的國平易近認同、國家歷史的宏觀掌握的過程中，假如脫離了來自分歧社會和地區的處所性知識體系的研討，就很難達到對社會事實真實性的認識，反之亦然。而舞蹈教室人類學的研討，就是在這一佈景下，往研討處所社會的變動過程與整體社會的關系。特別是由于地區的分歧，其“傳統”的創造方教學場地法和所表現出來的機制和效能也紛歧定雷同。而我們所討論的文明傳統自己特別是文明的儀式等方面，自己也是區域配合文明“集團記憶”的內在表達方法。
是以，來自分歧地區的人類學報告中都有對“傳統的創造”的討論，特別是原來共享空間非東方社會的殖平易近地社會更為凸起，“傳統的平易近族文明”以分歧的方法得以展現出來，甚至出現了“文明加文明”的現象。正如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指出的那樣，我們正在目擊一種年夜規模的結構轉型進程，構成各種文明的世界文明體系、一種多元化的文明，因為從亞馬孫河熱帶雨林到馬來西亞諸島的人們，在加強與內部世界接觸的同時，都在自覺認真地展現各自的文明特征。⑤在某種意義上，文明的創造過程構成了一種“新傳統”。正如其所言，“幾乎一切人類學家們所研討和描寫的‘傳統的’文明，實際上都是新傳統的（neotraditional），都已經受東方擴張影響而發生改變的文明”。⑥這種“新傳統”的創造過程，恰是一種“文明的生產”與“文明的再生產”的過程。這種“生產”的基礎，并沒有脫離固有的文明傳統。同時，這一過程，也從單一的平易近族文明的領域進進到地區配合體之中。現代非東方社會的一些平易近族文明、處所文明等一系列文明展現，就是很好的寫照。中國的漢族社會與少數平易近族社會的文明儀式，特別長短物質文明遺產名錄自己，也蘊含著“新傳統”文明特點。
從1949年后，共和國樹立的六十多年間，中國有兩個充滿斗志、豪情四射的詞匯，即“反動”和“改造”。這兩個詞集中反應了兩個三十年共和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明的軌跡。在前三十年以“反動”為主題曲的年月，其最年夜的遺產之一就是若何與“傳統”決裂，與文明傳承的延續性“斷乳”；而在我們還處在的后三十多年由“改造”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的時代里，以經濟為焦點的理念和實踐，又成為改造的基礎；同時我們也深深地感觸感染到、看到在“無形的手”背后，作為“無形的手”的傳統和文明的表述和實踐，又和改造的進程相互聯結在一路。假如我們深度思慮這兩個主題話語，其背后實際上隱含著我們的“文明觀”和“進步觀”，觸及到我們若何來表述“文明”和“進步”的問題。在這六十多年的歲月中，即便是要徹底與傳統劃清界線的年月里，傳統也沒有被割斷，甚至被轉化成“反動”的東西，更何況改造后的三十多年，這種新傳統的表達，自己被賦予了社會主義的內涵，所以學術界稱其為“社會主義新傳統”。社會主義新傳統的視角，也成為探討反動傳統與改造途徑研討的主要切進點。
今朝，關于這一新傳統討論的重要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新傳統源自于共產主義運動，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社會主義實踐，特別是20世紀50年月至80年月初的三十多年間，在中國社會中依托社會主義反動而建構起來的一系列社會價值觀念、文明心思和政治經濟體制等，已經深植于社會當中，為人們所廣泛遵守。⑦社會主義新傳統的提出，一方面是為了有別于過往儒家文明傳統的概念，并將中國社會納進到世界體系之中展開討論；另一方面，則可以凸顯國家的、反動的話語權對社會文明的解構與重建過程的影響。
其實，社會主義新傳統的基礎并不完整在于新中國成立后的反動話語與政治運動，而是伴隨著“反動”話語的出現而逐漸向基層社會深刻的過程。在中國社會近百年的發展歷程中，對于社會主義新傳統的建構與追溯，已經逐漸從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所提出的“年夜傳統”與“小傳統”的二元剖析框架中超脫出來，⑧而成為由外及內、自上而下的衍變過程，展現出政治權力對社會文明的從頭塑造。在這一轉變與塑造過程中，我們現在所認定的許多“非物質文明遺產”，恰好真實地記錄與反饋出反動話語、國家權力對平易近間文明影響、改革的過程。
一、反動話語下的文明重構
對于社會主義新傳統的定位，多聚焦于新中國成立后，這當然與社會主義對傳統社會的改革等實踐有著密不成分的關系，可是卻不克不及忽視反動傳統在中國社會中的延續性。以五四運動為分界線，在此之前，反動已經以暴力變革的情勢出現，重要是對傳統社會軌制與體系的沖擊，而五四運動以后，反動的話語逐漸滲進到文明領域當中，對傳統社會文明的否認與批評逐漸構成一股風尚與思潮，其余波能夠延續數十年而不止。⑨如金耀基師長教師所言，“五四是反對中國文明傳統的，但明天五四自己已是中國的新傳統”。⑩在各種反動思潮的影響與沖擊下，傳統文明遭到極年夜的壓制與破壞，甚至一度出現對傳統的全盤否認。在這樣的社會情境之下，作為中國社會“年夜傳統”的儒家文明與社會思惟被破壞殆盡，而平易近間傳承的鄉風土俗等也逐漸遭到影響。一部門傳統文明被從社會生涯中抽離出來，成為反動者發動、聯系群眾的手腕，從而成為“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典範，而五四運動則成為了傳統文明反動化表述的開端。回顧過往1對1教學的20世紀，這種對于傳統文明的反動表述，以1949年新中國成立和1978年改造開放為界線，明顯體現出三種分歧的取向性。
自五四運動后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三十年的時間中國社會處于一種持續的混亂、戰爭狀態，在當時的情況下，反動的思潮成為了中國社會中蓬勃發展、不成抑止的必定趨勢。當然，在新的反動思潮沖擊下，中國社會傳統面臨著判然不同的命運。儒家的政治、社會軌制和理念，被認為是阻礙中國社會進步的最年夜障礙，而冠以“孔家店”的名號被打垮，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認為20世紀初中國社會中的反孔教批評，由中國社會的現狀所引發，而傳統價值被認為是專制虐政而遭到指責。11另一方面，鄉野的土風風俗則被發掘出其實用性和東西性，成為反動話語與中國群眾活動相結合的有用方法與手腕。鄉土社會的文明傳統成為反動在社會底層的喉舌，特別是各地的平易近歌、跳舞等，年夜多從舊時娛神祭奠的職能中抽離出來，感染上歡愉的、反動的氣息。從今朝全國各地認定的非物質文明遺產資源情況來看，這三十年廣泛被認為是各種平易近間音樂廣泛發展的時期，也成為平易近間鄉土藝術轉型的特別時期，各種宣揚反動、時勢的內容廣泛出現于平易近歌當中，如至今仍傳唱不衰的《翻身道情》、《邊區生產歌》等皆出自于陜北平易近歌，而《十送紅軍》則源自于江西贛南平易近歌，其前身與男子送別男人的《長歌》有很年夜的關系。
20世紀30年月，隨著中心紅軍經過萬里長征到達陜北，陜北成為中國反動的中間，陜北地區各種平易近間藝術的內容和情勢，也隨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一時期成為各個反動根據地中平易近間藝術轉型的主要時期。陜北平易近歌是陜北人“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用黃土高坡的山野之聲，表達本身內在的生涯世界。其產生與現代巫歌和祭奠秧歌調，并與當地春節“鬧紅火”的習俗緊密關聯，如綏德出土的漢代畫像石中有樂舞百戲和秧歌的內容。1935年以后，陜北平易近歌從過往耕地、趕集、放牧、飲酒、過節、蓋房、祝壽、婚喪嫁娶、廟會等生涯場景里的即興歌曲，轉為反應“鬧紅”、地盤反動、抗日戰爭等內容，經文藝任務者的采集和改編，出現了《東方紅》、《翻身道情》、《繡金匾》、《擁軍秧歌》等一批響譽全國的平易近歌，可以說，陜北國民唱著《東方紅》和《翻身道情》迎接了新中國的誕生。12
其實不單是平易近間音樂，在這一歷史時期，反動話語通過平易近間藝術情勢向社會擴散的情況不勝枚舉，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創建農村反動根據地的時期，平易近間藝術的反動傳統年夜多來源于此時，至今在各種政治性、藝術性表述中仍屢見不鮮。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提出“對于過往時代的文藝情勢，我們也并不拒絕應用，但這些舊情勢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革，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反動的為國民服務的東西了”，陜甘寧邊區尤其是延安等地的文藝任務者，以反動文藝為抗日戰爭和邊區年夜生產運動服務。
陜北地區的秧歌是此中最典範的代表，甚至一度在農村反動根據地出現新秧歌運動等，可見傳統文藝情勢與政治話語的結合，表現出極強的性命力。陜北反動根據地新秧歌運動的廣泛興起，以1943年春節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組織新秧歌隊走上街頭的宣傳和賀年活動為契機，將“擁軍愛平易近”、“擁政愛平易近”的口號與陜北地區秧歌、旱船、腰鼓等藝術情勢相結合，對宣傳反動、發動群眾起到了切實的感化。此后，反動的秧歌在陜甘寧邊區廣泛推開，至1944年10月陜甘寧邊區文教年夜會召開，全邊區有秧歌隊組織994個。伴隨著傳統秧歌向反動文藝的轉變，一些傳統的“起場”、“謁廟”等儀式環節悄然消散，而將挨門依戶的“賀年”活動，改為各機關、工廠、部隊、學校之間的彼此訪問賀年祝賀的春節活動。同時，秧歌扮演也刪除了與新秧歌內容無關的丑角人物，而凸起統一著裝的青年男女抽像，道具也以花扇、花傘、花籃或紅綢為主，以增強秧歌的跳舞性與情勢美。13數年間，與傳統祭奠農神、鄉間社火相關的秧歌跳舞，已經褪往了神圣的氣息，而成了類似廣場舞的群眾歌舞扮演。伴隨著中國反動邁向勝利，秧歌這一陜北地共享空間區傳統的藝術情勢，也逐漸走向全國，成為中國反動傳統的一種隱喻。新中國成立以后，“紅色的秧歌”也成為社會主義傳統的主要組成情勢，并慢慢深刻到加倍廣泛的區域或領域之中，特別是在新中國成舞蹈教室立以來諸多反動影視作品中，鮮艷的紅色和歡快的秧歌都成為中國反動勝利的一種典範隱喻。
方李莉考核了安塞縣的平易近間剪紙后，曾經寫道：“上世紀的三四十年月，那時，陜北成了抗日的年夜后方、反動的根據地，于是，延安時期反動現實主義的創作風格曾影響了這里的農村婦女們。……1942年春，安塞縣高橋村的小土街上來了十幾個魯迅藝術學院的學生畫速寫，搜集平易近間剪紙。……也就是這些反動的題材和新的創作伎倆影響了當地的剪紙巧手們，因此在這四周一帶的剪紙中留下了這樣一些痕跡，一些反應現實生涯題材的剪紙。”14由安塞剪紙的時代變遷，方李莉認為，“在延安時期的反動性風格的剪紙，卻改變了原有陜北剪紙的許多舊的傳統，而構成了一種表現農平易近現實生涯的新傳統。假如我們現在到陜北考核，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表現農平易近現實生涯，并將其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欣賞品的新傳統，已經成為陜北剪紙的一個主流”。15
其實，從陜甘寧邊區平易近間藝術的改革與發展不難發現，反動的藝術并非真正來源于反動思惟與行為之中，而是廣泛接收與借鑒群眾的文明藝術傳統，對其進行改革、創編，并將其從頭注進藝術傳統當中，使之成為平易近間藝術的主要組成部門。是以，反動歌曲成了陜北平易近歌主要的分支，反動秧歌成為政治化的文藝運動先鋒，甚至成為反動話語的典範代表，其他諸如安塞腰鼓、贛南平易近歌、花兒、拉花、高蹺等平易近間藝術情勢，恰是家教經歷了五四運動至新中國成立前這一時期反動話語的改革與洗禮，才伴隨著中國反動的勝利而走向了全國。
總體而言，與20世紀前半葉的反動情勢對應的處所社會傳統的轉變，帶有強烈的文明和地區顏色。現在看來，各地諸多的平易近間藝術情勢都曾經成為鄉村社會中反動宣傳的方法與手腕，進而成為當今社會解讀反動傳統的一種隱喻。傳統的平易近間文明、平易近間藝術被反動話語所加工、重構，其所依存的社會和族群雖沒有變，可是對于社會和傳統的意義則完整轉變了。
二、國家意識與平易近間文明的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對于傳統的平易近間文明的態度，經常用反動的話語予以改革，甚至把相當多的平易近間文明，貼上了“封建科學”的標簽。20世紀的后半葉，這是社會主義新傳統構成并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一階段，平易近間文明的傳統往往被打破、重構甚至摒棄。英國人類學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研討中國傳統平易近間宗教及儀式在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崩潰與重構，并將20世紀后半葉分紅分歧的時段，此中尤以1964年～1978年間群眾政治運動對平易近間崇奉儀式的廢除最為典範。16
20世紀末，高丙中對北京地區“萬年永慶太獅老會”老藝人楊師傅的調查，雖然聚焦于平易近間藝術的復興，可是其對于平易近間文明與社會現實之間斷裂的解析，有獨特的視角：“北京的平易近間花會曾經是作為一種生涯方法的內容而存在的，它們有本身的崇奉體系（即碧霞元君崇奉和祖師崇奉）作為支撐，有本身的運作軌制（會規），有本身的活動中間和服務對象（一年一度的妙峰山進噴鼻和市平易近在特別日子舉行儀式活動的需求），有本身的活動主體（各種店鋪的老板和從事服務業的工人），并且構成了各樹一幟的名號。它們是遭到社會推重的，它們存在的公道性是不證自明的。可是，歷史的巨變使這樣一個文明體系分崩離析了：一切這些原因解體了，并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從現實中消散了；它們的公道性卻轉化為消滅它們的公道性”。17
其實，國家權力體系或反動話語下的文明重建并不單是社會主義的專利，舊軌制體系下對于鄉間文明表述的改寫與取舍也同樣具有代表性。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細致梳理了18世紀啟蒙運動之前的法國平易近間文學的內容與形態，并將這些平易近間故事的母題與細節均納進當時的社會佈景下考量，此中說起佩羅（Charles Perrault）將平易近間故事向中上層社會傳播過程中的選擇：“概況上看來，佩羅是最不成能熱衷于平易近間故事的人。他是朝臣，對于‘現代’具有強烈的自覺意識，掌管教學場地科爾伯特（Jean-Baptiste-Colbert，……路易十四時代的國務年夜臣）和路易十四的威權主義文明政策，對于農平易近及其陳舊的文明并無同情之心。可是，他從口述傳統彙集故事，加以改寫，傳進‘沙龍’……他調整故事語調，以便逢迎比較圓滑的聽眾的口胃。這么一來，《小紅帽》故事中什么尖尖的路和針針的路，還有吃祖母的肉這類荒誕的成分都不見了。盡管這般，這故事還是保存許多純汁原味。”18
與舊軌制下對鄉風土俗的取舍一樣，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平易近間文明藝術的解構與重建仍不遺余力，可是這一過程并不是把握在某個人手中，而是由一整套完全的文明機構和軌制體系來實現，此中最具有典範性的便是文明館（站）的設置。在某種意義上，文明館（站）是社會主義體制中文明行政的產物，我國文明館、群眾藝術館體系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借鑒蘇聯經驗樹立起來的，并基礎上構成了省、市、縣、鄉鎮四級文明館（站）體系。這一文明館、群眾藝術館體系與群眾文明之間存在密不成分的關系，甚至可以說恰是有了國家權力對群眾文明的認知，才使文明館（站）體系成為必定。“群眾文明”這一專用詞最早出現于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心蘇區，見諸文字是在193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的《關于四月的報告》，此中提到：“對于最緊急的群眾文明政治任務，還未能惹起留意，各地的文明任務只限于演新劇……”1982年，我國公布實施的《中華國民共和國憲法》，在總綱中第一次明確提出“國家要發展文明館事業，開展群眾性的文明活動”，這是我國將發展文明館事業和開展群眾文明活動同時寫進會議室出租國家最基礎年夜法。由此可見，在我國文明行政體系中，文明館（站）建設是與群眾文明活動開展個人空間相掛鉤的，文明館（站）成為社會主義體系下實施群眾文明任務的主體。
現今學術界廣泛認為，20世紀50年月至改造開放之前，是國家意識形態和權力強化把持的階段，傳統鄉土社會的血緣紐帶被崩潰，進而整合到平易近族國家的權力結構之中，19此中最直觀的體現能夠就是廢除舊的思惟、文明、習俗以及生涯方法的“破四舊”運動。在社會底層持續不斷的運動，是中國社會在當時情勢下“反動”意識和國家權力相結合的展現，年夜部門鄉土習俗都遭到滅頂之災，成為封建糟粕被摒棄、埋葬。20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等人將新中國成立后所發動的政治運動視為破壞鄉土文明的禍首禍首，強調農村中的傳統慣習與國家機器對傳統的滲透之間的博弈，典範的如1959年春，國家曾號召過一個“反動化”的春節，除了春節早上吃餃子之外，其他傳統活動均被撤消了。21韓丁（William Hinton）也舉了一個親身經歷的反科學的例子：“1953年在東南出現了一越日食，當地群眾覺得懼怕，以為天上一只年夜狗要吃失落太陽，會給眾人帶來年夜災難。為了避災，人們使勁敲鑼打鼓，拍鐃鈸，吹喇叭，要把天狗嚇走。此時，新當局參與，開展了一場廣泛的教導運動，并借助于報紙、廣播、黑板報等講述日食的真實情況，幫助平易近眾打消科學和蒙昧。”22確實，新中國樹立之初，對于傳統文明的改革不遺余力，各種平易近間儀式、風俗、崇奉等都被冠以“封建殘余”和“科學”的帽子， TC:9spacepos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