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書院教導面臨的重要問題及應對舉措
——兼論其對當下高校人才培養的啟示
作者：魯小俊
來源：《新理科教導研討》2023年第1期
作者簡介：魯小俊，武漢年夜學文學院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明清書院、科舉與文學。著有《中國文學編年史·清前中期卷》《〈三國演義〉的現代誤讀》《清代書院課藝總集敘錄》等，主編《清代書院課藝總集叢刊》，曾獲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結果二等獎、武漢年夜學查全性傳授1977紀念獎，進選武漢年夜學“我最喜愛的十佳教師”。今朝掌管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專項“清代書院課藝收拾與研討”和嚴重項目“中國歷代書院文學活動編年史”。
目錄
一、讀書為何：成圣賢，做大好人
二、讀什么書：應試書，不算共享會議室書
三、勝利之路：走捷徑，行欠亨
余論
摘要：現代書院教導面臨的問題，年夜多緣于科舉考試的壓力。當下高校人才培養的問題，多與升學和就業形勢相關。其一，學習目標方面，現代有人讀書只是為了考功名。書院鼓勵生徒立志成圣賢、做大好人，并在日常行為中躬行儒家倫理規范。現今有人讀書只是為了找個好任務。學校可從日常生涯著手，引導學生養成底線意識和家國情懷。其二，學習內容方面，共享會議室現代有人只讀應試之書乃至學識猥瑣。書院倡導研讀四部原典，旨在培養博雅通儒。現今有人年夜學階段重要讀教材，較少深刻研習原典。學校除了日常引導外，可在考試設計方面做摸索，將分數與博識相關聯。其三，學習方法方面，現代有人想通過時文選本、考點類編走捷徑，但實際上勝利的概率很小。書院引導生徒拒絕二手和碎片化知識，反而有利于科舉勝利。明天有人以績點、證書為急務，忽視不受拘束摸索、獨立思慮。學校和用人單位皆有需要重視基礎和潛力，切勿過于深謀遠慮。要之，教導幻想和人生現實之間，若何舞蹈教室找到最佳均衡，是古往今來一向在求解的題目。
關鍵詞：書院教導；科舉功名；人才培養；存在問題；應對舉措
“書院制”是當前高校教導治理改造的熱點之一，不僅多所高校參與此中，國家也在政策層面給予鼓勵和支撐。普通認為，“書院制”的源頭有兩個，一是英美的住宿學院（residential college），一是中國現代的書院。就后者而言，雖然都稱“書院”，但當下高校設立的各種書院，與現代書院的區別其實很是年夜。不過古今之間總有一些共通性的東西，特別是面臨的問題和挑戰，頗有附近之處。本文要討論的是，當下高校人才培養面臨的問題，與現代書院教導碰到的問題，有哪些是類似小樹屋或相通的？面對問題，現代書院又是若何應對的？那些應對舉措，可否給古人供給一些啟迪？
清道光間霍州知州李培謙曾對霍山書院士子訓話，講到宋代“理學昌明共享空間”，士子聚于書院，所“求者無非身心生命之事”。現現在情況卻變得蹩腳起來，“師之所講、門生之所習，不過沾沾于文字之間。其所為文又非出于心得，大瑜伽場地略襲窠臼，講排場，應付補綴，以希冀主司一日之收錄，其于身心生命固未嘗一計及之也”。這實際上是后期書院的廣泛現象。乾隆間杭州崇文書院山長蔣士銓也談到“近日書院”，“師既無道學相關之心，弟各負琢磨自熟之見”，“此全國書院之陋習也”。這類現象，用康熙間河南學政張潤平易近《南陽書院學規序》中的話來歸納綜合，就是：“古之學者以道，今之學者以文；古之學者身心生命，今之學者功名富貴。相習成風，一落千丈；世道人心，莫知砥柱。”“今不如古”之說可否成立，姑置不論，現代書院碰到過的問題，在當下似乎又換了一副行頭繼續出場。
具體來說，古今相通的問題至多有以下三個。其一，現代有人讀書就是為了考科舉功名，丟失落了研習圣賢之學的初心；明天有人讀書只是為了找個好任務，忽視家國情懷、健全人格的養成。其二，現代有人把共享會議室讀應試書當作求學問，輕視原典的研讀；明天有人重要讀教材或本專業書籍，很少鉆研原典或涉獵其他專業書籍。其三，現代有人想通過“秘鑰”等捷徑，疾速獲取考試勝利；明天有人勤于刷績點、考證件，旨在為升學就業共享會議室積累資本。現代書院問題的產生，年夜多與科舉有關，“書院與科舉是一對難兄難弟”；當下高校人才培養的問題，往往與升學和就業相關，人才培養和升學就業也彼此依存。考核現代書院對存在問題的反思，以及相關的應對辦法，我們也許能夠從中獲得一些啟示。
一、讀書為何：成圣賢，做大好人
清初筆記《堅瓠集》中有一則故事：“吾邑某生從某師讀書山中，一日徒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為科第也。’”接著就是關于科舉功名“偶爾”“必定”的故事，此處不論。讀書就是為了考取功名，這實在是傳統社會的廣泛觀念。
進進書院求學的人也不破例。明嘉靖間山東提學副使呂高曾對濟南湖南書院生徒講，諸位都是選拔進來的，天然有積極向上的志向，只惋惜“所謂志者，多不過科目外念”。同是嘉靖間的山東博平進士烏從善，為當地書院擬的《博陵書院條約》，說到人們對功名的誤解：“試問若何是功名？原是說立功揚名也，眾人不察，多以游泮及第官吏為功名，是誤認了。人惟誤認功名，到頭只落富貴之念。”將升學仕進視作功名，這觀念狹隘了，認為尋求富貴是功名，這就更狹隘了。只是這種狹隘的功名觀念，幾乎在任何時代都有廣泛性。清光緒間睢縣洛學書院崇祀理學家湯斌，山長黃舒昺所擬書院學程引湯斌之言：“士子終日聚談，無一語講求道義；終日誦讀，無一字看管身心。”反而是那些“講求道義”“看管身心”的人，被“笑為道學”；不隨年夜流的人，被“惡為呆板”。太多的人，在求學之路上迷掉了初心。
求學的初心是什么？或許說，讀書是為了什么？這個問題，能夠有的人沒有想過，也能夠有的人不會經常想起。“今學者開口便云讀書，究竟讀書將為甚事？此處宜自猛省。”這是清乾隆間臺灣道兼學政覺羅四明對臺南海東書院生徒的“棒喝”。覺羅四明供給的謎底是，讀書是為了做圣賢。他說，讀書人應該“自拔于流俗，將以圣賢為必可為”，并且“一切言動視聽以及五常、十義之倫，逐項須要認真，會議室出租毋得仍前疏忽”，從而修齊治平，為人榜樣，這才是讀書人的本意天良和天職。
將培養圣賢定為教導目標，這不是臺南海東書院的專利。現代書院教導的重要目標，就是養成圣賢。以清乾隆間江西書院的學規為例，南昌《友教書院規條》：“士人當志在圣賢，力圖仁義，上通生命，內治身心。”南安《道源書院條約》：“今諸生當志圣賢之德業，以自勵其行能；當志圣賢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新淦《凝秀書院條約》：“愿諸生當下立志，決以圣賢為可求。”這些書院學規是一個縮影——宋代以來書院學規的“立志”條，所立之志幾乎都是圣賢之學。
接下來的問題是，以圣賢之學為志向，這個目標會不會太高，通俗人難以企及？或許，這個目標會不會太遠，無益于生徒面前的急務——考科舉？
關于第一個問題，書院山長或處所官員的答覆觸及兩個層面。其一，通俗人和圣賢本質上并無分歧。清乾隆間湖南巡撫楊錫紱對岳麓書院生徒講：“須知古來圣賢豪杰，人人可為，惋惜為風云月露、利祿功名之念誤了平生，致使七尺之軀，空與草木同腐。”咸豐間武陟河朔書院山長李棠階稱：“吾生命與圣賢同，吾倫常與圣賢同，吾官骸與圣賢同。”這些說法淵源有自，孟子就信任“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二，雖然有難度，但值得往尋求。清康熙間福州鰲峰書院山長蔡世遠就反問：“如曰吾不克不及、吾不敢焉，嗚呼，求富者未必得富，而人求之；求貴者未必得貴，而人求之；求為圣賢者，取諸其身罷了足，而何不克不及，何不敢乎？”這一反問是很無力的。得富貴和成圣賢都不不難，但后者還是相對不難一些，因為得富貴有賴于良多內在原因，成圣賢則靠本身的盡力就可以。難一些的富貴，大師都往尋求，不難一些的圣賢，又有什么不成以尋求的呢？
關于第二個問題，也有兩個層面的答覆。其一，圣賢之道有助于文章，天然也有助于科舉。志在圣賢，就是“以體諸身心者發而為文，天然逼真妥當，亦無不得科第之理”。為什么會這樣呢？清康熙間井陘知縣周文煊《東壁書院記》講到交流：“時藝雖止進身之階，顧其理，孔、孟、程、朱；其經，《易》《詩》《書》《年齡》；其取材變化，《左》《國》《莊》《騷》，班、馬、韓、柳、歐、曾……”圣賢之道不僅與舉業文章不牴觸，並且還有促進感化，這也是書院教導的廣泛理念。
其二，假如有所著重的話，較之于志在科舉，志在圣賢更切實際。人人都尋求科舉，可是科舉勝利者畢竟是少數。所以“專攻舉業而不得，則必至兩掉。專志圣賢而不得，猶不掉我之真面”。專志圣賢，得或不得，會有兩種前途：“儲朝廷可用之才，有為有守；作鄉黨寡過之士，樹德立言”，“縱不克不及即幾于圣賢，亦不掉為端人正士，出則有為，居則有守”。也就是說，假如做不了圣賢，也能做個大好人，這就夠了。南宋朱熹曾對建陽滄洲精舍生徒講：“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大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明代馮從吾在西安寶慶寺講學（此即關中書院前身），總結所講要義為：“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師做大好人，存好意，行功德。三句盡之矣。”可見做個大好人，也是人生的勝利。相反地，假如只是以科舉為志向，“讀經書止以供科舉”，“讀子史止以博記覽”，不論可否考取功名，“處則為陋儒，出則為庸吏，此等人直謂之未嘗讀書也可”，相當于書白讀了。
“立志”的需要性、可行性等理論問題，歷代書院不厭其煩，屢次申說。而在實踐方面，書院又是若何引導生徒走向圣賢之路的？
各家書院引導的路徑各有分歧，但焦點部門年夜體分歧，即請求生徒在日常生涯中，躬行儒家倫理規范，“舉同心專心，行一事，必求其當于圣賢與否”，這是成為圣賢或大好人的殊途同歸。南宋乾道間，呂祖謙掌管婺州麗澤書院，請求諸生“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等等。淳熙間朱熹掌管白鹿洞書院，所作《白鹿洞書院提醒》的重要內容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伴侶有信”，這是“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為學之序”。后世書院的各種日常行為規范，基礎上都是呂祖謙、朱熹所訂學規的沿用、引申和發揮。
反觀當下高校，有相當數量的學生認為，讀書就是為了找個好任務，這與現代有些生徒讀書就是為了考科舉，何其類似乃爾！
參照現代書院的引導目標，現古人才培養亦可有兩個標的目的。其一，現代立志做圣賢，在當下就是培養家國情懷。從讀書是“為了中華之突起”到“立弘願、明年夜德、成年夜才、擔年夜任，盡力成為堪當平易近族復興重擔的時代新人”，這是現代圣賢之志的當代演繹。其二，朱熹所言做“大好人”，接近于當下的“成人教導”。如前所述，現代的“大好人”，約等于“鄉黨寡過之士”“端人正士”；今之所謂“成人”，可懂得為能夠守住底線的人，即如會計不做假賬，學者不說假話。“大好人”與“成人”，貫通古今，具有很高的契合度。
參照現代書院的引導路徑，現今也宜從日常生涯著手，于點滴中養成“大好人”和“圣賢”。以同學關系為例，這是年夜學生涯中很主要又易出問題的方面，“血壓高了，年夜學里都是什么奇葩室友”之類的吐槽時有所見。其實現代書院也有這類糟苦衷，宋淳熙間朱子門人陳文蔚說：“晚世以來，伴侶道弊。”清乾隆間江西巡撫陳宏謀也談到：“晚世友道不講。”對于這類問題，良多書院都在學規中語重心長，諄諄教誨。如元代青浦《孔宅書院學規》：“伴侶居五倫之一，關系最重”，“本日同居書院，正與于伴侶之倫也。宜抒素心，共敦古處，訂交一日，相期百年”。現今學工部門有更多的好辦法處理學生關系（如南京年夜學用年夜數據算法為重生婚配室友），而現代書院將這個問題與倫常教導相聯系，無疑是更高的站位。
要之，現代書院以“圣賢”“大好人”為培養目標，是對讀書旨在求功名富貴的撥亂歸正。“不獨以文章取科第罷了，愿以行己有恥為士人第一義。”當下高校也當鼓勵學生以家國情懷教學場地、健全人格為第一義，而不僅僅是拿個好文憑、找個好任務。年夜學生若能養成“行己有恥”的底線意識，“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或可少一些。
二、讀什么書：應試書，不算書
清乾隆間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有個故事，說人睡著后，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線”。像鄭玄、孔安國，其光“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輝”，其別人學問漸差，光也就越弱。有個老學究睡著后，“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戰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煙，籠罩屋上”會議室出租，沒有光線。這個故事的意思很明確：應試的學習不是求學問，真學問不會出自考試。鄭玄、孔安國之所以光線萬丈，乃因其所學與考試無關；老學究雖然讀書平生，但“高頭講章”之類都是應試書籍，天然字字黑煙。而現實中的情況是，良多人都把讀考試書當作求學問，“反認他鄉是故鄉”。這一情況，在歷代書院之中也比較廣泛。而書院教導的一個盡力標的目的，就是對這種現象予以糾偏。
書院的糾偏盡力，包含以下兩個層面。
其一，“俗學”之外，倡導“古學”“新學”。
書院的學習內容，年夜致有三塊：應試之學（明清時期重要是陳腔濫調時文），即“俗學”；傳統四部之學，即“古學”；晚清時期又增添了時務、歐美之學，即“新學”。科舉時代，士子專注于舉業，由此導致知識面的狹隘，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北宋蘇軾就曾感嘆“后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明清以陳腔濫調取士，問題似乎更嚴重。明代楊慎慨古學之廢，論舉業之弊有云：“士罕通經，徒事末節。五經子史，則割取碎語，抄節碎事，章句血脈，皆掉其真。”清乾隆間任丘桂巖書院山長邊連寶提到：“晚世習舉子業者，把黃邊老墨作半世夫妻廝守，除四書本經而外，一切線裝書俱束而不觀。瑜伽教室”他舉例說，有高掇巍科之人，竟不知威烈王是哪個朝代的人，“真堪捧腹”。出現這聚會場地些好笑、可悲、可嘆之事，皆緣于士子集中精神專攻科舉，無暇顧及廣博的知識和學問，乃至“黑煙籠罩個人空間，光線微弱”。
拒絕陋儒、俗儒，養成博雅的通儒，關鍵在于重返“古學”的傳統，引導生徒廣泛研讀經史子集典籍。清乾隆間寧鄉玉潭書院山長周在熾對生徒講：“試思諸經而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書，何啻數百種；制義而外，詩、賦、歌、詞、序、記、傳、銘、詔、誥、疏、引、啟、發之類，何啻數十種。平心捫腹，所讀何書，所長何種，正恐可約略數也。”這些“數百種”“數十種”書籍或文體，或許是科舉不考的，或許長短決定性的考試內容，良多人便放置一邊，無暇也無意翻閱涉獵。但問題在于，“古稱博極群書，無所不讀，方為通儒。今乃以尺寸之編，將以舞蹈教室此了讀書之名而終其身，其自待不已薄哉”。周在熾由此鼓勵生徒，“過去莫追，來者可奮”，博綜典籍，該覽群書，方不負讀書人之身與名。至光緒間，山長遜學齋主人順應時代變化，鼓勵生徒留意時務：“諸生茍有當世之志，經史外尤宜兼及時務之書”，“不特可儲為將來服官之用，即于制舉業亦年夜有裨也。”要之，無論“古學”還是“新學”，其指向都是博雅通識，這對于專心“俗學”導致的弁陋空疏，具有根本治理的意義。
關于具體的涉獵請求，良多書院有指導意見。哪些是必讀書，哪些是選讀書；哪些需求精讀、先讀，哪些可以泛讀、后讀，各家書院多有明確區分。《讀書分年日程》《書目答問》《西學書目表》等閱讀指南，也廣受書院師生的歡迎。至于能不克不及完成閱讀任務，有書院引述程子之言：“一月之中，旬日為舉業，余日即可為學。”供給時間分派的參考經驗。也有書院提出若不克不及通讀四部，亦可專攻一門：“即質有不逮，或專習一經，以一說而通眾說，或專習一史，以一史而通諸史。或通地理算術，或為古文駢體，或習詩詞，或研《說文》、小學、金石文字，各成專門名家之業。”總之，書院學習需求拓展知識面，不克不及被科舉指揮棒牽著鼻子走。
其二，“俗學”之內，融進“古學”“新學”。
參加科舉考試，這是書院生徒的現實需求，自己不僅無可非議，甚至值得鼓勵。明嘉靖間長沙知府蔣弘德就說，有人主張廢除舉業，以為這樣才可以見道。其實拋開舉業而求學問，也很不難懶惰。讀書人尋求仕進，猶如農夫耕種，適得其所。並且考試內容也能夠見出學問：“首之以經書，所以識其了解理、明經術之功；次之以論判，所以試其精議論、練刑名之功；又次之以五策，所以試其博洽古今、處置時務之功。”不僅明代這般，清代也差未幾：“年齡兩闈，經策與制藝兼試；殿廷試以策論；館閣試以詩賦；至提學歲科兩試，則經解古學別為一場：固未嘗專重時文而以經學詞章為可忽也。”至清末科舉改制，鄉會二試、生童歲科兩考，除了考“中國政治史事論”，也考“各國政治藝學策”。可見科舉考試自己是包含了“古學”“新學”在內的。讀書人若能正確對待，“以此讀書，可以審圣賢之精；以之作文，可以發圣賢之蘊”。由此而言，“舉業即道也，何可廢也”。
既然“舉業即道”，做時文以經史為基礎，自是應有之義。清乾隆間章學誠主講肥鄉清漳書院，傳授的內容便是陳腔濫調時文。他教導生徒，考的雖是四書文，但盼望“諸生貫串經個人空間書，融會傳注，自以意義發揮，更取他書印證，蓋學問之一端也”。考時文雖屬“俗學”，但同時也可融進學問，這就是學術尋求與功項目標的統一。“以此為舉業，即舉業之上乘；以此為學問，即學問之首最。”章氏的這種觀念和主張，在書院中也具有廣泛性。“時文雖科舉之學，然非多讀古書不克不及詣極。”“儲在陸師長教師云：‘便欲作時文，亦須胸中有一部芝麻通鑒。’語非輕薄，殊堪猛省。”“從未有不研極四書，穿穴六經，謹胎息于舊文時墨，而能弋取科名者。”諸這般類的論說，都是從有利于考試、有利于功名出發，強調廣泛的閱讀、深摯的功底對于科舉勝利的主要意義。
具體實施方面，將“古學”“新學”納進日常講學和考課，當是最主要的舉措。以清代書院為例，廣州學海堂、杭州詁經精舍、上海格致書院等，這些專門研習“古學”“新學”的書院后文另說；大批以陳腔濫調時文為研習內容、從事科舉培訓瑜伽場地的書院，也設立小課（或稱散課、經古課、詩賦課、策論課），專研經史詞章、西學時務。例如揚州安寧書院和梅花書院，這兩所書院都以考課時文為主業瑜伽場地，今存《梅花書院課藝》《安寧書院課藝》，是生徒所作陳腔濫調文的總集。同時這兩所書院也以“古學”為小課，今存《梅花書院小課》《安寧書院小課》，就是生徒考課經史詞章的總集。此中的題目1對1教學如《三宅三俊解》《〈史記〉得掉考》《書陶淵明集后》以及《漢宣帝麒麟閣元勳頌》《擬卞蘭〈座右銘〉》《募修北固山鐵塔疏》等，都是與時文無直接關聯的內容。書院將其納進考課，既有助于擴充知識面，“課士以詩賦雜文，所以勤博習”，對于科舉功名，也有潛在的積極感化，因為“詩文經古，異曲同工，所以掇巍科，登秘閣，備侍從，效賡飏，潤色鴻業，必自好秀才始”。
當下高校類似的情況是，有部門學生“不讀書”。這里說的不讀書，不包含那些陷溺他事、荒廢學業的行為，而是指有些學生盡管手不釋卷，但只是讀教材，很少讀原典，或許重要閱讀本專業書籍，很少涉獵其他專業書籍。尤其對于理科生而言，這是年夜問題。
以中文系學生為例，假如只讀文學史教材，可否在期末考試、研討生進學考試中獲得好成績？有能夠。因為多數情況下，考試基礎上不出教材的范圍，並且用教材語言答題可保證不出錯，不難得高分。一個中文系學生，他不用讀《李太白集》或《杜工部集》，僅僅熟讀文學史，也能對李杜說出個一二三四。但實際上，缺乏原典閱讀，再認真的學生，也只是如紀昀小說所調侃的那樣，“一團黑煙，沒有光線”。要解決這一問題，除了日常引導（如舉辦讀書會活動）之外，考試設計也可衝破教材范圍，重點考核學生讀原典的才能。武漢年夜學“奇葩”考試、南京年夜學“花式”作業等，都是這方面的嘗試。原典內容、跨學科知識融進考試，有如考時文的書院兼課“古學”“新學”，是“博識”與“功名”的結合。
三、勝利之路：走捷徑，行欠亨
“舉業即道”，尋求科舉勝利通情達理；廣泛涉獵對于博識和功名的意義，也很好懂得。既然這樣，為何科舉仕進的路上，還有良多人聞見不廣、學識猥瑣？
關鍵在于時間緊、任務重，于是有人就想走捷徑。清道光間桐城桐鄉書院創辦者戴鈞衡說：“自科舉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應試，父兄以為不才；二十而不與膠庠，鄉里得而賤之；讀經未畢，輒孜孜焉于講章時文；迨其能文，則遂舉群經而束之于高閣。”都想趕在某個時間點實現某個目標，甚至越快越好，晚了就會焦慮不安，最簡便的辦法就是“減負”——減少閱讀量，只抓重難點，其直接后果必定是“不唯無湛深經術、明體教學達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訓詁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成多得”。
這一現象絕非個例，在科舉時代早期，走捷徑者尤為廣泛。清嘉慶間江西學政汪廷珍談到，當今學人“不論多麼才質，專一求其速化，揠苗助長”，結果“天資出色者往往斫而小之，中人以下遂誠意如廢井”。汪氏主考江西各郡，發現：“生童中多有文理頗順，問以四書白文，不克不及記憶；五經、三傳，竟未識面。又有十一二歲孺子，五經尚未開卷，而試牘闈墨，成誦已多。”汪氏感嘆，“敗壞人才莫此為甚”。天稟差一些的，往往四五十歲還沒有功名，可“教者反以此為捷徑。此無他，為之師者本從此途而來，舍此無以為教耳”。通過捷徑成長起來的教師，只會教學生走捷徑，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光緒間鞏秦階道道員姚協贊也說到，“近日讀書，《儀禮》《爾雅》絕不與聞，《公羊》《穀梁》皆成贅說。《周禮》《禮記》無不裁減，《年齡》則但讀《左傳》，此中又多裁減”。尋求速成，時間不夠，只好削減閱讀書目，幾回再三實行“自我閹割”。
問題是，減少了閱讀量，又憑什么應對考試呢？這就要靠“秘鑰”了。前引汪廷珍所言“試牘闈墨”，相當于“優秀作文選”，就是一種“秘鑰”。還有一種“秘鑰”，是知識點的分類匯編，類似于“考點年夜全”。本來，正確的備考方法，應當是以閱讀四書五經為主，兼及四部其他典籍。可這需求沉潛多年，還未必能夠把握考試要訣。有助于速成的各種“秘鑰”也就應運而生，雍乾之際時文選本即已“汗牛充棟”，道光時“坊間刻本，如山如海”
在一些士子的認知中，考點“但須索之《五經類編》《四書備考》等書，已足給求，何事重勞搜剔”？他們備考的方法，就是“但取腐爛時文，極力琢磨，不唯圣賢教人之心一絕不知，而于四書五經亦遂茫然不解，遂謂為取科第之秘鑰”。
而事實上，走捷徑是危險的。危險之一，“秘鑰”未必對科舉功名有實際後果。汪廷珍認為：“斷未有深于經術理學、詩古文詞，而時文竟無一可觀者也；亦未有目不見全經，手未披古籍而工為時文者也。”清道光間福州鰲峰書院山長陳壽祺說：“五十年前，墨卷風行。舉子胸累千篇時文，而卒困于場屋者，不成勝數；其能研討經史，文章卓然自立，而竟為時命所厄者，千百中亦未有一二。”這可視為經驗之談。不浸淫于典籍，一味走捷徑、求速成，能不克不及寫好陳腔濫調時文，能不克不及獲得舉業勝利，實在是個問題。危險之二，通過“秘鑰”就算僥幸勝利，辦事才能能夠也很無限。清乾隆間新淦知縣朱一深小樹屋對凝秀書院生徒講：“士子讀書明理，原期實用”，“若第茍圖捷徑，獵取功名，一切年夜政年夜謨，姑以俟之異日，則已晚矣。”姚協贊也說：“即偶有幸得科第者，而于臨政處事、治己理平易近，每多顛倒任情、優柔不斷，致局外之人遂譏儒生之無用，不學無術。”為何會這樣？最基礎緣由在于，那些時文選本、考點類編，是二手的、碎片化的知識。沒有營養，何故成材？
所以良多書院對所謂“秘鑰”深惡痛絕，制止學生帶這些書進來。清乾隆間肥鄉清漳書院山長章學誠，對《五經類編》《四書備考》等書的評價是：“庸惡陋劣，其為學術人心之害，固已無待言矣。”蔚縣《文蔚書院學規》請求：“看書必先讀朱注，不成泛誦時下講章。作文必本之經籍古文、先輩大師，不成徒取時下墨卷考卷。”清光緒間高淳《尊經書院學規》請求：“坊間所售石印《年夜》《小題文府》諸書，最是誤人才智，蔽塞性靈。諸生來院，慎勿攜帶此書，誤人自誤。”當然，假如是生徒自編選本或類書，僅供本身應用，則是完整可以的。“從全書之中，摘錄比次，蓋其人自竭心思線人，以意推尋，使就條貫，則其精力固已徹全書也。”自編選本或類書，相當于讀書筆記，是本身的心得地點，並且已經細讀過原典了，也不存在二手、碎片的問題。
制止帶“秘鑰”，還只是“堵”，另設研習“古學”“新學”的書院，則相當于“疏”，不用諄諄告誡，就已與“秘鑰”絕緣。清代后期，這類書院大批出現，有名的有杭州詁經精舍、廣州學海堂、南昌經訓書院、武昌經心書院、福州致用書院、成都尊經書院、上海格致書院、昆明經正書院，等等。這些書院的研習內容，可以《詁經精舍文集》為例：共十四卷，包含論、說、記小樹屋、考、解、釋、辨、賦、序、銘、頌、詩、策問等文體，題如《孔子往魯證》《宋高宗御書石經考》《南宋中興四將論》《第一樓賦》《重建曝書亭記》《送趙殿撰文楷、李舍人鼎元冊封琉球詩》等。這正合適“課士首重經解，兼及策論、詩賦、雜文”“不徒囿于時文俗學”的辦學主旨。
現在的問題是，這些古學、新學書院的生徒，絕年夜多數也是要參加科舉考試的，他們的成績若何？以詁經精舍和學海堂為例，據李兵的考證和統計私密空間，“詁經精舍的鄉試錄取比例達到了20%”，“學海堂專課肄業生的科舉落第率也達到了20.3%以上，與詁經精舍年夜致相當”。其他書院也有類似情況，如光緒五年（1879年）玄月八日，成都尊經書院山長王闿運在日記中寫道，“共中正榜廿一人，副榜二人講座場地，皆余所決可看者”，“堂課七次，取第一者中五人，所列三等者無一中，何須四書文乃能決科，甚以為喜。”不靠“秘鑰”，沉潛經古學問，反而有利于科舉功名，這生怕是那些“徒向考墨卷中求生涯”者沒有想到的。科舉考試的路上，假如說真有什么捷徑可走，經古之學、時務之學才是捷徑。
反觀本日高校，學生盼望有機會繼續進修，盼望畢業找個好任務，這些都是正當的訴乞降愿景。只是，升學、就業競爭仍然劇烈，“內卷”日益嚴重。加之年夜類招生的趨勢之下，為了能分流到幻想的專業，“年夜一變高四”幾乎成為廣泛現象，“內卷”已然貫穿整個年夜學階段。于是乎，刷好績點、考各種證，成為通向高文憑、好任務的“捷徑”。其結果，年夜學越來越像高中，越來越像考研考公基地。
這顯然是與年夜學的教導目標家教不相合適的。年夜學的教導目標，各個學校紛歧樣，以武漢年夜學為例，學校“著力培養志存高遠、腳踏實地，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平易近族情懷、具有創新才能和國際競爭力的拔尖創新人才”。可假如年夜學期間，學生仍以績點、證書為第一要務，這樣的教導目標還能實現嗎？培養拔尖創新人才，重在不受拘束摸索、獨立思慮；刷績點、考證書，則重要靠把握已有的知識。兩者之間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問題還有另一面，無論是教師舞蹈場地還是學生，事理大師也都清楚，但是時代的年夜潮彭湃而至，能夠盡量少受干擾，稍稍堅持初心，已屬難能可貴了。項目、論文、獎勵等聚會場地，這是教師晉升的“秘鑰”。當教師都無法擺脫這些“秘鑰”的誘惑或困擾，又若何請求學生出淤泥而不染？
面對深謀遠慮的現實，現代書院的應對舉措，簡言之就是“回到原點”。拋開各類考試輔導資料，是回到典籍的原點；另設專門研習學問的書院，是回到學術的原點。關鍵之處在于，回到原點之后，書院生徒的科舉勝利率也有晉陞。當下高校面臨類似的現實，若何讓學生不圍著績點、證書轉，潛心學問又能順利升學就業？關鍵能夠還是在出口處。假如研討生招生院校、用人單位“回到原點”，重基礎、重潛力，而不但看績點、看證書（近似于科研評價的“破五唯”），學生深謀遠慮之風會不會稍歇？
余論
提到現代書院，古人不難產生良多美妙的、浪漫的聯想。而事實上，現代書院既有朝氣蓬勃之象，也有暮色沉沉之境。分歧時代的分歧書院，在教導理念上也時有牴觸。如前所述，良多書院對生徒以成圣賢、做大好人相期許；也有書院站位沒這么高，“成己成物，揚名顯親，光耀無窮，是多麼快事”，這樣的定位倒也“接地氣”。良多書院都強調考課的主要性，所謂“立賞罰以示獎勸”“立課期以校得掉”，“（學費）定以隨課起落，俾可兒思自奮”；也有書院反對“考較高低”，因為這會“啟人爭心”，故而“不定考試，惟稽課程，有褒貶而無等第。非僅免爭，亦以崇厚”。有的書院會講之時，“來者不拒”，無論是何成分，“但愿聽講”，皆可個人空間報名參加，甚至“果胸中有見者，許本身上堂講說”，因為書院信任“人皆可以為堯舜”，沒有需要區別成分；而多數書院則對訪客有嚴格講座場地限制，“凡有雅人來此，不許阻擋，至于短衣或赤腳者，可令在門外觀看，倘有鄙言惡氣或形跡可疑者，不許放進”之類，已屬較為寬松的了。
即使統一書院，在某些方面的規定也會有變化。明成化初，白鹿洞書院曾經請求，“凡下屬按臨，師長教師迎于枕流橋內，諸生迎于枕流橋下，路旁拱立”，隨后還有一整套繁文縟節。至嘉靖初，考慮到“終日趨承，不唯妨廢學業，抑且沮抑士氣”，是以將“一切虛禮盡革”。這可算書院獨立精力的一次勝利。而到了萬歷初，“虛禮”又有部門恢復：“洞中師生迎送拜揖，毋得輒自屈膝，以負下屬等待作養之意，其迎送悉照正統間廣東李提學齡舊規，以枕流橋為止。”這是不得已的折衷調和，所幸不“屈膝”的底線還能夠保存。
站在現代社會的角度看，現代書院的某些做法是有局限性的。以讀書為例，前文說到，為了補救學問空疏之掉，書院鼓勵生徒博覽群書。但這里的“群書”，是把有些書籍消除在外的。“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曾被列進“無益之書”，因為它們“無關于圣人之道”。“毋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因為它們也是“無益之書”。至于“近日之淫詞艷曲，尤宜焚棄，不得觀看”。以上進了黑名單的書籍，在現代年夜學的課程體系中，要么是文史哲等專業的必讀書，要么是通識教導的常見書，這大要是現代書院師生無法也不敢想象的工作。
盡管存在以上各種狀況，現代書院依然具有豐富的現實意義。它不是完善的偶像需聚會場地求跪拜，也沒有現成的形式可供復制，而恰好因為不完善，古人更不難從它那里找到共鳴。它遭受過的諸多問題，古人能夠感同身受；它糾偏的種種盡力，哪怕是不勝利的嘗試，也可以帶來聰明的啟迪。本文所談的三個方面，即學習目標過于短淺，學習內容過于狹隘，學習方法過于取巧，既是現代書院教導面臨的問題，也是當下高校人才培養存在的現實。至于問題的產生，現代重要緣于科舉考試的壓力，當下則跟升學和就業形勢親密相關。教導幻想和人生現實之間，若何找到最佳均衡，是古往今來一向在求解的題目。
責任編輯：近復